一个人与某本书相遇，并且那些与自己心灵相契的文字最终成为精神成长的酵素，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而某本书能引起一个群体的共鸣并成为公共记忆，则与特定时代的情绪、氛围与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托马斯·潘恩所著的《常识》，据说几乎每个北美大陆军士兵的行囊中，都会有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常识》唤醒人们的独立意识，确立军人行军作战、流血牺牲的意义所在，可以说，潘恩的文字与摆脱奴役追求自由的时代要求互为因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生活充满柔情蜜意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甚至建构了社会的价值观！每每一部作品刚刚问世，即可成为阅读的热点，张承志《北方的河》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我的书架保存着一本册页已经泛黄的《中篇小说选刊》，读大学时曾长期订阅这本刊物，时间推移，旧书刊遗失不少，唯独1984 年第6 期“选刊”舍不得丢弃，原因就是这本刊物上刊载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篇约五万字的小说给我深刻的影响，如果至今我身上还葆有些许理想主义的情愫，我确认有这本小说打下的精神底色。

新世纪初，我在某著名高校访学，有一次听课，讲课者是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学者，他说前些日子去广州，有朋友邀请赴一个饭局，在座有一位成功商人，话不投机，饭桌上甚是尴尬，为不冷场，没话找话，不知谁突然说到了文学，并且说到了张承志，商人和学者终于找到了共同话题，商人也是八十年代初进的大学，那天，学者和商人聊了许久，长时间说到了《北方的河》。学者谈到这里，颇有感慨，共同的时代经历，一本共同阅读的书，可以使陌路成为莫逆。这让我想起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 周年的那段话，“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套用一下，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管如今做什么职业，世俗身份差异有多大，但都可以凭借《北方的河》，找到彼此理解，信任的通道！在一定意义上讲，《北方的河》建构了一代人身份认同的基础。

从艺术的完整性和纯粹性讲，《北方的河》并非张承志最好的作品。那些经过时间的严苛检验，建立在民族文化、历史和地域背景之中的作品更为文学史家所称道，比如《黑骏马》，比如《西省暗杀考》，前者对位蒙古民间歌谣《钢嘎·哈拉》建构叙事线索，回荡着类乎蒙古长调的旷远、苍凉的抒情调子，呈现了草原民族独特的道德观念、坚韧的生命意志，朴素诚挚人性光芒。后者涉及晚清西北的一段复仇秘史，呼唤一种一诺千金和为信念不惜粉身殒命的血勇之气，张承志钟爱这部小说，曾说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自己才拥有了作为小说家的自信。相比以上两部小说，《北方的河》显然少了一些从容圆润，欠缺了节奏、情绪的必要控制，各个部分的笔力也不够均衡，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部小说的热爱。

这是一部灼烫的小说。大地理坐标以及大地理区位标识的宏阔性，构成了小说标题辽阔、雄浑、苍劲的气象。小说写到了“他”——一个决意放弃“计生办”科员的职位，准备报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五条中国北方大河的或现实或精神性的联系，这五条大河，有往昔生活中骑着马渡过的额尔齐斯河，有两次横渡给予他自己父亲般庇护与宽容的黄河，有彩陶流成河的湟水，有看似温顺实则不羁的永定河，有想象中开冻时轰鸣震响让大地震颤的黑龙江，这些北方的河脾性各异却都有着雄健粗犷的品质，这一切与奋斗的“他”相互映衬，“他”藐视权势，骄傲雄毅，不断撕碎现实的羁绊，与世俗庸常绝不和解，义无反顾追逐理想，洋溢着热情、勇气和雄性的力量，北方的河塑造了“他”，并且正在帮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和战士。“他”无疑带有某种符号化的特点，在他身上，可以清晰感觉到堂吉诃德、约翰·克里斯多夫、桑提亚哥以及“超人”的痕迹。

然而，这种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文学表达，在注重世俗利益，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式的犬儒哲学甚嚣尘上的九十年代中国屡遭讥讽与嘲笑，被认为是浮泛、空洞和夸张的滥情，是奢侈的乌托邦冲动。在消解理想解构意义的社会语境中，展示理想主义者精神漫游的《北方的河》似乎被淡忘了。但我却不能忘却当年阅读时那种血脉贲张的激动，以及与滚烫的文字浑然交融的那个时代的青春气息。

《北方的河》中，男女主人公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河边，从流淌的溪水中捡起破碎的彩陶，一片片拼凑，一个完整的器形开始呈现，但缺了腹部的一块。作为摄影记者的“她”，以湟水岸边的土塬、树林为背景，拍摄的一张复原的彩陶照片。后来成为她男友的徐华北，面对这张照片啧啧而叹：厚重的黄土塬，生气逼人的小树林，以及古老的彩陶，美到了极致，可惜缺了一块儿，仿佛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她怯怯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这应当就是生活本身！徐华北激烈地反驳：不，不，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没有哪一代人比我们更残破了！

“我们”这一代就是作者的同龄人，出生于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断学业，怀掖狂热梦想奔赴广阔天地，却遭受了欺骗，屈辱，艰难的一代人。小说中的“他”在额尔齐斯河边经受了在现实利益面前友谊与爱情的脆弱，“她”年仅12 岁就目睹了父亲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惨景，徐华北才华横溢，却不得不屈就小工厂秘书的职位仰人鼻息，“我们”的生活的确残破不全，张承志写作《北方的河》确有为“我们”证言的意图，小说的题记中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示其意义”，然而放宽历史的视界，每一代人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有可能经历不同形式的“残破”，但未必具有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依据“规律”运行的历史记忆机制，会淘洗“特别”而存留“平常”，所以，小说中的徐华北最终认可了“她”的说法，“也许你是对的，这古老的罐子应当象征古老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小说中出现有关湟水、彩陶的描写，是我不能忘怀《北方的河》的又一个原因。1975 年，张承志在北大历史系就读时，曾在青海高庙进行考古实习，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俗有过深入切实的了解与感受，这是否就是他与西北的黄土高原结下不解情缘开始？

他在小说中引述了一首河湟“花儿”，“哎哟哟，西宁城里我去过/有一个当当的磨/哎哟哟，尕妹妹跟前我去过/有一股扰人的火”，为了“不伤教化”，他改动了原始唱词，原本第三句是：“尕妹妹怀里我睡过”。

刘晓林，上世纪60年代生人。以教书谋生，偶尔写作。现居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