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是一个勤勉严谨、诲人不倦的称职老师，也是一个有着人所不知特殊阅历的人，与老者没有更深入的交往，让我感到非常遗憾，仿佛与一段丰富的历史擦肩而过。此后，走进或路过图书馆，就会想起阅览室里那个独坐苦读的身影，想到校园曲径中那个有些佝偻茕茕独行的背影。我手头有一套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六卷一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查阅其中的“学生卷”“教职员卷”，得知老者是浙江象山人，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1942年毕业，1944年再度入校成为经济学家伍启元教授的助教。从1946年教职员工花名册填写的年龄推断，老者应为1916年生人。这是我可以见到的关于老者的全部信息。我所就读后来任教的大学图书馆有一间教师阅览室，空间不算宽敞，藏书也算不上丰富，但基本的工具书、史籍、志书还是齐备的，却少有人查阅。只有这位老先生，无论寒暑，每天都会坚持在此读书。他搬动厚厚的外语书籍，到临窗的固定位置坐定，心无旁骛地阅读，离开时，又将书籍放回书架，规置整齐。有时，会有学生来此向他讨教问题，他会极有耐心地解答，因阅览室里并无其他读者，所以，讨论时并不刻意收敛声音。更多时候，在面积不大却因太多虚席而显得空旷的房间里，只有他独自翻动册页的细微声响，以及偶尔传出的他的略显沉重的呼吸声。我知道他是外语系资深教师，彼此之间会在相遇时微笑致意，但却没有其他任何交流。

2003年10月，我去昆明参加一个纪念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的学术会议。一位名为戴美政的学者找到我，专门问询这位老者。说老者是自己父亲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关系密切，他本人与老者近期有过通信联系，但未曾谋面。那时，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经做得风生水起，自此而后，一直是学界热点。我因为仰慕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独立率性的人格风骨，也很留意西南联大的相关资料，与兴趣相投的朋友聊天，时常津津乐道这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奇迹的战时大学的名人轶事，但却不知道身边就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学子。会议结束后，戴美政先生托我带一些云南土特产给这位老者。

回到西宁，与老者联系。当时，私人固定电话早已普及，但老者家却没有安装。但找到他非常容易，他每日依然准时去图书馆读书，虽然，这时他已退休多年了。在某天下午，在阅览室临窗的桌前，我在老者对面坐定，开始了与老者之间的第一次交谈。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冬日的暖阳穿过窗外的白杨树，斑驳洒落在桌面，一派静谧。老者的头发花白稀疏，瘦削的身体深陷在座椅，脸上是谦和的微笑，厚厚镜片之后的眼睛似乎不习惯与他人对视，每当我们眼光相遇，会迅速地转移到别处。当我说明与他见面的原委，他缓缓说单位里几乎无人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求学、教书的经历。他沉默片刻，呼吸愈显沉重。接着，他娓娓谈起了当年的联大生活，说到自己参加的学生社团活动，在外兼职打工贴补生活的种种情景。说到抗战后期，昆明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许多教授生活拮据，甚至衣衫褴褛走进教室上课，但教学绝不马虎，并且豁达乐观。他还说到了西南联大的校旗，就是那个三角形的上书“联大”二字的旗帜，设计完成送到工厂制作，是他和同学们运回学校，发放到了相关部门。提起此事，他有些激动，大约是因为想起自己与母校，那个已然进入历史记忆的大学的著名标识发生关联而引发了内心的层层涟漪。

那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钟点。临别时，老者打开戴美政先生托我转交的，装有云南土特产的手提袋，从里面拿出一袋宣威火腿，要转送给我，微笑道，俗话说，见一面分一半，我分你少一半。我忽然觉得这个恂恂夫子，性格中一定还有诙谐顽皮的一面。我谢绝了老者的美意，然后呈上一份去云南参会的讨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论文，请他指正，希望下次见面能谈谈他的看法。他爽快答应了，但他说：下次还在这里见面，不能请你到家里去，家里没有沙发，不便接待你。

第二次与老者交谈，还是在冬日的午后，还是在除我们再无他人的阅览室。他已仔细读过我的论文，说文章所使用的史料应该无错讹，观点也成立。只是对文章某处使用的“扞格”一词，表示了异议，说就他了解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固然有政治立场、文化取向的差异，但大多能够开诚布公，坦诚相见，日常交往与行为方式绝无“扞格不入”之事。

此后，在校园时时与老者相遇，也曾相约再做交流，但终于没有找到机会。学校家属院住宅楼改建，原住户需临时到校外自行租房过渡，老者的住宅属于拆迁的范围，于是，他搬出了校园去别处居住。从此没有在校园中见过老者，图书馆阅览室也少了最忠实的读者。过了一段时间，在学校办公楼内的公告栏里，见到了老者离世的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