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镜像中的人性隐喻
——雪归新作《我叫吴仁耀》简评
刘大伟
不可否认，一些表现乡土题材或草根情怀的小说作品或多或少存在着“想象式”叙述的弊病，故乡似乎永远是那个被想象的故乡，现实也是那种被想象的现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小说叙述模式，结构之前的观念先行是其重要诱因。尽管这样的小说创作关注了某种现实，表达了某种思想，但缺乏了小说文本独有的“气味”和“声音”，故而情味寡淡，叙述绵软，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读者的审美感觉。
雪归短篇新作《我叫吴仁耀》的发表让人眼前一亮——同为乡土题材且兼具草根情怀的小说，但她笔下的农村是“出啥都好，就怕让我们出钱”的实实在在的乡土世界，那份情怀也是“萝卜白菜总是有的”这样普普通通的情怀。这样的叙述视角正如苏童所言：“它传达给读者的感受不是说这个作家文字特别漂亮，而是其小说里有一种奇特的、描述不出来的某种气味，甚至某种光影、色彩和某种情感连接，或者害怕，或者紧张。”
如果一定要找出这篇小说散发出的气味，那就是主人公吴仁耀所在的村庄的气味了。这个村庄在小说里出现过两次，却没有名字，它只是介于大山和县城之间的一个模糊概念，因而它的气味是缥缈的，不连贯的。首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村庄是一只掉毛的黄狗和刨食的老母鸡的村庄，袅袅炊烟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羊群也不再归来。惟一能彰显村民精神状态的是一扇扇锁闭的大门，即便吴仁耀家的“大门突然开了”，然而他也是“冲在前面”的。寥寥数语，将这座村庄难以捉摸的气味给聚拢了——紧张，匆忙。那种被想象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已然成为童话，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空寂的村庄。吴仁耀这样的壮劳力要去打工，去挖虫草，因为谁都不甘心自己是“一个吃洋芋的命”。这个没有名字的村庄再次出现已是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有人猛敲门，高声喊着：出来了，买卖来了。”如此空寂的村庄迎来的不是亲戚，不是过客，而是买卖。摄影家的车掉进河里了，洪水即刻到来，情况非常危急，需要人帮忙推车。终于来了五六个村民，把车推了出来，“一个人一百五，共九百”，这就是最简单的买卖，也是可以嗅到的属于这座无名村庄的气味。毋庸置疑，在乡土中国，这样的村庄很多，虽然彼此的空间距离相当遥远，但这种气味早已飘满了各个地方的角角落落。
继续寻找小说里的“光影”和“色彩”，读者便会清晰地感受到，这对极具辨识度的词语在作家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显现出了因对比而产生的情绪张力和意义维度。小说开篇就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吴仁耀没有挖到多少虫草，用仅有的一根换来一张照片。“方灵芝递过来照片，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仔细看着”，“看着照片，还是苦大。一天在山坡上弯着腰，弓着背，蹲坐在地上一点一点挪，关节炎就落下了，现在不觉得，以后有的受。”这是一组看似无意，实则精巧的“光影”图景，它不是为了凸显农村人对数码快照的好奇与喜爱，而是颇有深意地让他们看到照片上的自己：每天在山坡上弯着腰，弓着背，蹲坐在地上一点一点挪……这样的生活状态镜子是照不出来的，别人也是无力描绘的，只有亲眼看到自己从艰辛中一点点抠出光阴，才会清晰地感知到——生命中的苦原来如此具体，如此深入。
随着叙述的推进，小说中的“光影”和“色彩”不断明晰起来。同样是进山的一群人，但他们所持有的工具和目的大相径庭。以吴仁耀、方灵芝为代表的村民们最渴望的是在几乎被翻遍了的草坡上还能挖到虫草，卖个好价钱。进山之路步行两三个小时也就到了，无需乘车，乘车费用太高，路上“带一个背包，备上采挖工具和午饭就行”。以木子宁和老张为代表的“文化人”则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虫草游”计划，他们想边走边拍照，看风景，进行有氧运动，“既锻炼了身体，还陶冶了性情”。木子宁的装束尤其引人注目，“脖子里挂着两个相机，一大一小，一个带着长镜头，一个是个小小的一次性相机。一个三脚架扛在肩上，一顶藏青色的帽子——几乎遮了脸的一半，背上还有一个大背包。”这样的一群人同时行走在山间土路上，阳光洒到他们身上时，立时有了明媚与沉重的区别。
作家的笔触似乎就是一束光照，于不同的侧面探照出丰富的意义。他们抵达目的地照壁山后，乡民们开始低头弯腰，“以无限接近地面的姿势”搜寻着杂草中的虫草。此时，“木子宁的相机镜头一会儿对准这个人，一会儿对准那个人。或蹲着拍，或站着拍，或趴着拍，几乎没有一刻闲着。更多的时间，他还是跟着吴仁耀”。尽管吴仁耀因迟迟找不到一棵虫草而焦急、烦闷，甚至对他的镜头产生了反感情绪，但木子宁依然觉得“吴仁耀棱角分明的面孔有一种粗犷与原始美，古铜色的皮肤，粗硬的长发，非常上相”。在作家近乎白描的叙述语言中，小说里的“光影”与“色彩”时而叠加，时而错位，为读者呈现出一幕幕细腻、生动的生活场景。开始午餐时，乡民们拿出“萝卜干、饼子、馒头、榨菜什么的，再加一瓶从家里自带的白开水”，他们三五人成一堆，吃得津津有味。相较而言，木子宁和老张的午餐显然丰富多了，“有午餐肉罐头，有面包，有鸡爪，有鸭脖，有烤肠，还有户外野战式一体炉现场烧热水”。木子宁用这种特质烧水炉烧开了水，“很快，一杯香浓的咖啡就好了，香气在野外飘开”——同样是开水，一种是从家里自带的，一种是现场烧开的，而且加入了咖啡，散发出香味，一顿午餐就写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白开水里的人生带着宿命式的清淡，咖啡里的人生云集了异质与纷繁。究竟哪一种人生是我们希望的，吴仁耀和方灵芝们难以揣测，木子宁和老张也难以把握。当然，作家也不能从中做出选择，她将一杯水和一杯咖啡端到读者面前，并告诉大家“这就是人生”。不辨析，不解释，小说文本因之而具有了一种稳健的成熟之美，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内部张力就此形成。
当然，不能忽视这种“光影”和“色彩”之间一定存在着内在的情感连接。当作家用诸多精准的细节描写呈现出“挖虫草”与“虫草游”的光影组合与色彩对比时，不难体察隐藏其中的情绪是悲悯、忧虑，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作家借助木子宁的目光触及到了某些风景之外的问题——被采挖过的地方几乎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为了一根虫草，草皮被连根翻出。那些被翻出来的草块，将很快枯死，而原来的地皮，露出深土层，很难生长新的植物。谁都知道，这种冬天为虫夏天为草的东西，贵如黄金，正是这种利益的驱动，导致了生存环境的破坏。情绪激动的木子宁貌似以一名“启蒙者”的身份决定立刻劝阻乡民们停止采挖，结果可想而知，乡民们有自己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大都由亟待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构成。提高乡民的环保意识固然没错，但是他们已经被“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裹挟着走了这么远，尤其是宁静的乡村突然变成了热闹的城镇后，谁还愿意坚守那弯曲的溪流和瘦弱的村庄——能远走的都远走了，走不了的也“不敢落伍”，哪怕是一把艾叶也要攥在手里，积攒为钱。
作家深谙乡土社会，知道农村孩子读高中上大学费用委实不少，不再读书的青年要嫁人要娶妻，嫁人不难，难就难在娶妻上。不断扭曲的价值观念如今在乡村大行其道，没有二三十万的花销，一个新娘是娶不到破破烂烂的家里的。因此，正如小说主人公吴仁耀所言，谁也顾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就在想我儿子的事”。在每一个村庄，大家为了“儿子的事”而全家总动员，该外出打工的就不留在乡里，留守乡村的自然不能闲着，满山遍野去挖虫草、找草药……保护生态的确是大事，但好像不能由自己承担。说多了就会误解，就会动怒，甚至大打出手。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链条，已经让人群难以平静，开车上路全是“路怒族”，步行山间，也是一些“茫然的起哄者”。
作为“启蒙者”的木子宁最终被乡民“夹克”暴揍一顿，满地寻找他失落的镜头盖。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涌了上来，令木子宁无力抵挡。他觉得今天的自己像个可笑的小丑……无力感随着挫败感涌上来，木子宁顿感人生无意义”。显然，小说的着力点不在于批评乡民的麻木与愚痴，也不在于褒奖木子宁和老张的清醒与自觉，而是通过两种生活境遇中人的对话与交锋，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斑斑点点来。乡民们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变得支离破碎，他们竭尽全力，借助任何可能的方式来接近自己的生活理想，然而结果往往是杯水车薪，甚至南辕北辙，客观上也给他们生存的这个环境之湖激起了起伏的波痕。实际上，木子宁和老张们的理想遥远而缥缈，当他们在游玩拍照的过程中看到了诸多社会问题时，无力说服自己和乡民们站在一起去交流看法，共担忧患；相反，他们采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启蒙者或引领者的形象走进山间田野——如“夹克”所言“指手画脚”时，乡民们是隔膜的，反感的。小说没有明确交代木子宁和老张的具体身份，但从他们的说话方式和内容上来看，似乎具备“知识分子”的某种特质，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小说也就隐晦地折射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好为人师，热衷批判，面对自我与世界时喜欢使用双重标准，其理想信念也是常常飘忽不定。因此，木子宁和乡民们的交涉失败是必然的，而他的挫败感正是对这种现实矛盾的直接印证。
整体而言，这篇小说的叙事并不复杂，但因为它表达的是乡土社会中农民最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因而其意义呈现出了一定的纷繁性。为了更好地生活，乡民们从不情愿到理所当然，逐渐放弃了一些看似无用实际美好的东西，开始卷入市场与交易的大潮，一路跌跌撞撞，摸爬滚打，身心疲惫，很多时候劳而无获。本想让自己过得更加富足，但事实上好像愈发惶恐了——家难全，钱难挣，梦难圆……他们开始疑惑，焦躁，无助而忧伤。
当五六位乡民合力将木子宁陷在河道里的汽车推出来时，他们达成了合理的交易——每人150，共900元报酬。在暴雨来临，洪水即将俯冲而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交换一点也不昂贵，因为“这水，这个凉，都能钻到骨头里”，而且乡民们“也不想为这点钱送命”。他们刚刚赶到照壁山时，木子宁还在感叹“乡民的力气和工夫如此廉价，这在城市里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在危险来临的关头，他们的要价也不过分。本以为在揭示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们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之后，小说的主题得以确认，然后出人意料的是，小说在结尾处异峰突起，将主题引向了有关人性的广阔维度。
小说结尾是一个蒙太奇式的镜头——木子宁打开背包，准备付钱。令人意外的是，吴仁耀开口说：“我不要！”接着又说：“记着，我不是没人要，我叫吴仁耀。”说完后转身就走。这位恨不得将一分钱掰作两半使用的农民兄弟，在付出劳动后却又拒绝了报酬，不是说他不爱财，也不是讨厌木子宁，而是在饱经生活的风霜后，其柔弱的内心深处和粗糙的黑红脸上，依然葆有人性温暖的底色。他不要这个钱，是因为这是危难之中的出手相助，是人与人相互取暖的最后形式——可事实上，他的这种想法几乎“没人要”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自己，并大声说：“我叫吴仁耀”。
这是小说的标题，似乎也是一个隐喻和诘问——如果连人性都不要了，我们还要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