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方言与中国文化》是由历史地理和文化语言学家周振鹤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游汝杰合作写成的一本语言学著作，以扎实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知识为基础，从移民、栽培植物、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汉语方言在历史上的流变以及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分析。本书在研究方言时所采用的历史地理分析法尤为学界所赞赏。独特的研究视角、清晰的分析思路、新颖独到的见解再加上流畅、通俗的文风，使得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趣味横生。本书初版曾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此为最新修订版。以下内容选自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贺之章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描写自己从小离家，垂老才得还乡，人事早已变化，唯有乡音依然如故的情景。乡音就是方言，古今任何语言，除了使用地区很小，使用人口很少的以外，都有方言的地域差异。人们早就观察到方言的存在。《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的王充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见《论衡·自纪篇》）他正确地指出古书难懂的原因是：古今语言有历时的变化，又有共时的方言差异。
西汉扬雄所著《方言》是我国第一部记录方言的书。扬雄的所谓“方言”是跟所谓“通语”相对而言的，“通语”或称为“通名”、“凡语”、“凡通之语”、“四方之通语”，都指的是通行范围较广的词语。
现代的语言学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同属一种语言的方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其现代的形式在语音上必定有互相对应的关系。
方言(dialect)又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也有移民把它带来远离故乡的地方的，如流布在海外的粤语和闽南话。这些远离故乡的方言久而久之会演变成新的地域方言。社会方言(sociolect或social dialect)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不同，口音、措词、言谈也会有差别。例如二十世纪初年之前的常州方言有街谈和绅谈的区别。街谈是城里大多数人说话的型式，绅谈则或多或少局限于文人或官吏家庭。（见Chao,Y.R, Changchow Dialec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0,1,1970）语言的个人变体叫“个人方言”（idiolect），使用同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每一个人说话的特点各不相同。个人方言也可以算是社会方言的一种。
本书所谓方言，如果不加特别的说明，都指地域方言。
在有方言差异的社会里，人们开口说话总是用某一种方言。相对于“方言”而言，“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在口头上使用的是“方言”，而不是“语言”。现代有些社会人为地制定“民族共同语”，人们说话当然可以使用这种民族共同语。但是我们仍不能将所谓“民族共同语”和“民族语言”等同起来。因为民族共同语也是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的。例如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人们说话常用普通话。且不管大多数人所说的普通话都是带有方言特征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的。北京话和北方话当然也是方言。我们并不能在普通话和现代汉语之间划上等号。语言、民族共同语方言、民族共同语这三者的关系可以用图1-1表示。
这幅示意图中的“方言乙”是基础方言，“民族共同语”虽以某一种方言为基础，但其中一般都有许多成分是各方言所共有的。所以非基础方言和共同语间也有重合之处（图中用虚线表示）。
中国的大多数语言内部都有方言差异，并且方言现象非常复杂。研究这些方言现象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事业。这也正是本书取名《方言与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
作者简介
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复旦文科资深教授。擅长政区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已出版研究专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并有论文集《逸言殊语》、《周振鹤自选集》、《学腊一十九》及学术随笔集《随无涯之旅》，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游汝杰，生于1941年，浙江温州人，1981年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汉语方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专著有《汉语方言学导论》、《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等，并在《中国语文》、《方言》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