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方言与中国文化》是由历史地理和文化语言学家周振鹤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家游汝杰合作，以扎实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知识为基础，从移民、栽培植物、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汉语方言在历史上的流变及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分析。本书在研究方言时所采用的历史地理分析法尤为学界所赞赏。独特的研究视角、清晰的分析思路、新颖独到的见解再加上流畅、通俗的文风，使得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趣味横生。本书初版曾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此为最新修订版。以下内容选自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似乎是很平常的东西，我们天天说话，处处用语言。只要生理上没有缺陷，小孩子学会说话比学会走路或用筷子吃饭更加自然平易，人们将它用于日常交际，也是不知不觉、毫不费力的。大概很少会有人意识到语言乃是我们的祖先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财富。没有语言，人类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持，人类的文化创造也无法实现。

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语言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谁也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推测是：距今大约四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这时候嘴才有可能发出清晰的语音信号，但是它们还不是语言。到距今二百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也许是由于人类祖先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人类获得了语言习得的能力，这些语音信号也就发展成为最初的语言。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的诞生，文化和语言可以说是共生的。

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语言在早期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中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西亚首次出现定居的农业文化。这时候人类语言已经发展到了接近现代的精微的程度，已知的最早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虽然是互相促进的，但是语言的型式和文化的型式却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制约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型式并不决定于它的语言型式，文化型式的改变并不一定引起语言型式的相应变化，反之亦然；甲、乙两种文化之间和甲、乙两种语言之间可以发生互相影响、融合、替换等关系；但是甲、乙两种文化间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会引起语言间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古代日本和朝鲜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们从中国文化中借去大量词汇，但是日语和朝鲜语结构并不因此发生变化。正象现代的日本从英语借入大量外来词，但是日语仍然还是日语。语言的核心是它的语音和语法的结构模式，而不是词汇。再如浙、闽两省的畲族早就改用汉语客家话了，但是历史上依然是长期保留畲族的文化特征。

很难找到文化型式变化引起语言型式相应变化的例子，但是语言型式变化引起文化相应变化却不乏其例。例如皖南在历史上是属于吴语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来自湖北的大量移民，使皖南某些地方的原有方言湮灭，而代之以湖北话。同时这些地方也因此流行起黄梅戏来。黄梅戏源出鄂东黄梅县，原来以纯粹的湖北话演出，现在却以安庆方言为基础。

语言本来属于文化的范畴，不过在文化现象中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把它独立出来，论讨它与文化的关系。但是语言学家一般都是孤立地研究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探索。到十九世纪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把语言学当作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人类学家同时又是语言学家，他们通过种族、语言和文化三个纲目来研究人，认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见Edward Sapir,Language ，中译本，129页）。这种看法革新了语言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学术界普遍地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语言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我国类似的研究开展得较晚。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大致相当于小学，包括音韵、训诂、文字三大部门。“小学”乃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推求古音，训诂学考证词源，文字学解释字形，研究的范围限于书面语言，目的只是为了解经。进入二十世纪，西方语言科学东渐，才开始脱离乾嘉学派的轨道，扩大研究范围。但是几十年来语言学界的目光还只是集中在描写语言现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构拟古音为主要目的的历史语言学和以研究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为目的的应用语言学上。一九五〇年罗常培先生曾著有《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一书。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罗著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的语言和文化，本书缩小研究范围，只讨论中国境内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着重讨论方言与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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