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一年（752年）秋，杜甫与诗人高适、岑参、储光羲及薛据等同登长安南郊慈恩寺塔（即今大雁塔）。事后除薛据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了下来。同为奏响盛唐之音的大诗人，在共登佛塔时，其胸怀境界是不一样的：岑参感佛理，高适期仕宦，储光羲赞塔势。唯杜甫不合时宜，开篇自嘲“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结尾哀叹“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三年后（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再回头看杜甫的诗歌，就如“先知”一般预言着唐王朝的危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诗歌的睿智与力量从何而来？与李白生性自由、狂放豪迈的天纵之才相比，杜甫的诗歌时刻着眼于社会现实与人生百态，深深扎根于传统，用他宽仁博爱的儒家情怀与诗歌巨匠的艺术手腕，烛照之、淬炼之、升华之，不仅使他的诗歌成为士大夫笔补造化、佐时匡政的利器，也因其人格而成为后世文人眼中的“圣贤”。
来之于现实
中华民族有着尊重传统、强调经验、借鉴得失的“修史”传统，孟子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将著史看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隋代已成熟的“经史子集”四部观念则将诗歌归为“集部”，但《新唐书》称杜诗“善陈时事”“世号诗史”。进而言之，上至庙堂卿相、国家大政，下至田夫野老、引车卖浆，无不被杜甫纳为诗材，从而将他所生活的时代最立体、最多维、最全面地呈现出来，成就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最为辉煌、悲壮的一段历史。
然而尚不仅于此，杜甫的诗歌力量还在于他的“彩笔昔曾干气象”，用他“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困顿记载了大唐盛世历经安史之乱的前后变化。盛唐气象无法缺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始终铭记“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的昂扬自信，珍视那“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进取精神，期许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志理想；然而杜甫也嘲讽“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瞋”的不可一世，哀叹“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甚嚣尘上，更多的却是秉笔直书、鞭挞现实社会人生中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哀悯劳动人民的辛酸艰苦，尤其是《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及《秦州杂诗》《同元使君舂陵行》《岁晏行》等篇章。即便如此，杜甫从未丧失希望，“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无论战时或战后，他始终寄情于国家、寄望于明主能臣。如果联系其他盛唐大诗人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杜甫不修仙求道，不参禅求佛，不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不对社会变乱不究不责，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品质和担当。《毛诗序》称 “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对于杜甫，他用诗歌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如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
来之于传统
杜甫是传统的集大成者。“集大成”最早由孟子颂扬孔子而提出，它往往是某一时代代表性人物或思想的标志，荟萃传统的几乎全部优点，以全新的“范式”或规则将其整合重铸，从而影响甚至改变它的历史进程，孔子如此，司马迁、王羲之也如此，杜甫同样如此。
杜诗集大成的特点，最早由中唐大诗人元稹所总结，其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话是：“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苏轼也曾评道：“故诗至于杜子美……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非常准确地看到杜甫诗歌本身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杜诗集大成的另一特点则由北宋“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所点明，他曾在《答洪驹父书》中说道：“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因此，强调向古人取法也成为江西诗派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
事实上，注重传统、复兴传统不仅是诗歌创作的源泉之一，甚至也是文化变革、时代发展的表现方式，中唐“古文运动”、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以及当代现象学对古希腊哲学的重新阐释，都是通过回归传统而开辟新境界。传统并不是僵化的陈迹，而是生命体验的痕迹，通过与传统对话，激活其内在精神，从而将自我提升到更普遍、更深广的境界。
杜甫自言“读书破万卷”“颇学阴何苦用心”，又总结自己“不薄今人爱古人”以及“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创作经验，可谓深深扎根于传统。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立足唐王朝现实社会，从自己的闻见思行出发，通过典故、炼字、炼意、拟句、拟篇等方式，借助赋、比、兴、夸张、白描、抒情、议论等艺术手段，并首开诗歌夹叙夹议之先河，在保持开放的历史构境中别出新意、自铸伟词，无论五言七言、律诗绝句，歌行乐府、古诗排律，一切都在表达着他的心声，而一切的心声也都借他的诗句传达。杜甫延续了历史，也开创了新的历史。
来之于儒家
儒家思想曾是汉代的指导思想，经历谶纬神学、魏晋玄学以及南北朝和初唐佛学，杜甫时的儒家思想已经式微。唐太宗颁行“五经正义”，杜甫远祖杜预所撰的《春秋经传集解》（即将《春秋》与《左传》合编并进行注解）也成为孔颖达疏解的经典之一。杜甫曾因祖父杜审言的缘故自道“诗是吾家事”，但在精神世界与情感本源上，则始终本于儒家，将《左传》羽翼春秋、劝善惩恶、阐扬道统、提倡道义与仁爱的精神，通过一物一事一感等细微之处，源源不断地表达出来，从而将儒家精神注入生活，奏响了韩愈李翱及宋代理学的先声。
儒家以“仁义”为本，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按照各自的社会角色践行伦理道德规则，从而“成圣成贤”。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梁启超称他为“情圣”，正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体现于他的表里两面。青年时期，他昂扬奋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旅食京华，他感受到“到处潜悲辛”；安史之乱爆发，他眼见百姓被强行征调兵役的惨状，痛悼老弱妇孺甚至刚成婚就被拆散的夫妇；身陷贼中，他冒死奔赴行在；进入朝堂，他不畏危难进谏而遭下狱；流落西南，他忠君恋阙，“每依北斗望京华”；听说打了胜仗，他“初闻涕泪满衣裳”。尽管他曾激愤地鞭挞“儒冠多误身”“德尊一代常坎坷”，然而另一角度的怀疑和批判只增强他的儒家信念，“进亦忧，退亦忧”，强大的忧患意识与诗歌创作的完美结合，不仅为封建士大夫树立了人格魅力和拓宽了精神世界的深广度，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先秦士子干预现实的手段——以诗文辅教化，用笔墨救人心。
杜甫不仅有着强烈的家国之爱，在他的笔下还有对妻子儿女的尊重关爱和对亲人朋友的关切与怀念，对村夫野老的真情厚意，甚至“无食无儿一妇人”他也仁慈宽厚；而对于他敏感的诗人之心来说，“一片花飞减却春”，一花一树、一物一事也仿佛从胸臆流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擎鲸碧海与翡翠兰苕等量齐观。杜甫真正践行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万物一体精神。（作者：王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