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7日上午9时，有源书院第190次活动在西宁市图书馆举行。此次会讲的主讲人是齐昀副教授，会讲主题为“中西方文化：对比视角下的智慧传承”。

主讲人简介

齐昀，男，青海西宁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副教授。现为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参加工作以来，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美学概论》《中国文化史》《道家文化研究》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在《文史知识》《青海社会科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高原文化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研究内容主要为“中国古代神话”，“先秦诸子”等方面，近年来主要研究昆仑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昆仑文化与华夏人文传统关系研究》。

为什么要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呢？因为不比较，很容易“习见而不察”。把自己的习惯当成是天经地义的真理。齐昀副教授从文化的起源，内涵和传播等角度，对中西方文化各自的悠久文化传统，丰厚文化积淀和辉煌文化成就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为大家介绍了以希腊和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两种文化系统。

一、外向的西方文明（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人是海洋民族。海洋民族因内地回旋余地不大，又享有海运之利，倾向于外向型发展，外向型就导致侵略成性。经商当海盗都需要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故古希腊民众拥有很强的自治能力。同时，相对富裕轻松的生存解除了人们形而下的世俗忧虑，松散的人际关系使得人们得以从容地全神贯注地凝视大自然，这许多因素加在一起，便哺育出了无比灿烂的希腊文明。

商业文明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商业最内在的精神则是平等的精神，批判的精神。交换只有在平等的原则下才能进行，而交换的双方，不管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如何，一旦发生交换行为，就必然地处于平等的位置。否则的话，交换便不可能进行。第二，交换的平等原则是对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替定因素。商人经济实力的强大乃至其队伍的壮大，势必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第三，相比于其他人，商人更具有一种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平死外社会的防兵等的精神。商业是需要冒险的，而且商业是流动的，商人见多识广，由此决定。

古希腊文明充满着自由的思想。古希腊没有什么宗教，而这在一个幼稚社会中实在反常。宗教对人类的影响程度，和该社会的发达程度成负相关，社会越发达成熟复杂，宗教的影响力也就越小。反之，社会越落后幼稚简单，宗教势力也就越大。这一反常的社会现像，彻底解除了神权对自由思考的桎梏；古希腊文明中认识论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且语言清晰明了，逻辑性高。这是因为古希腊人多是商人，商人就要与账目的抽象数字打交道。这些数字是诺斯洛普所说的来自假设的概念，因此，希腊哲学家也以从假设得到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学的思维。

古希腊由多个城邦国家组成，多实行民主制度。这是因为商人们的活动要求他们在城镇聚居，因此他们的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更多是反映城镇的共同利益。且城邦中的社会组织难以形成专制独裁统治，因为在同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来论证张三比李四更重要，应当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然而，这种古典民主制度的弊端则是：多数暴政，亦即多数人以众凌寡。而自由就是防止它发生的武器。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自由与追求幸福等等。这些权利的权力称为“自然权利”，是造物主赐予的，像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的权利，最基本的人权。多数人无权通过表决的方式剥夺之。如果这种事发生了，则少数人有权使用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就是现代民主理论的柱石，它不但预防了多数暴政发生，而且阐明了“平等”的内容，它不是中式的“等贵贱，均贫富”，而是基本权利的平等，具体来说就是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改善个人财富与地位机会。做到这点，就是实现了社会公正。

二、内向的东方文明（中华文明）

中国从立国之初就是一个大国。专制乃是必然的。

封闭的地理环境让中国易于统一，与外部文化交流困难。中国的外部环境则是三面陆路交通界不便利，一面又面临着古人难以横渡的太平洋，内陆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造就了与外部世界的半隔绝状态。华夏族的扩张在秦已基本停止，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吻合说明它同时也是农牧区的分界线。这种隔绝使中国古代文化始终独立发展，中国人也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主体，称作域内，其他地区则是虚幻的方外。加之，中国内地自然环境优越，中国人缺乏向外发展的动力，一再禁止海上交通。这种保守的思想根源还是在于中国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古代本身的超越他国的富足与强大。

在中国，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只有一种：农耕。因为生产力低下，靠精耕细作向贫瘠的土地索取粮食便成了祖宗们的求生方式。精耕细作需要高密度使用劳力，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进而要求提高单产量，而提高单产量意味着更精细的耕作。于是人口与士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互相依赖。

农耕文明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价值观上，农业要求人民吃苦耐劳；生活观念上，农业文化要求人们安土乐居、稳定安宁，这样势必形成安于现状、保守稳重、迟缓恋家、惧怕竞争等思想。同时，农耕社会需要强势政府。拥挤的农耕社会如同一个蜂群，需要一个“蜂皇”，一个对子民拥有绝对权威的强势政府，来满足人民的两个需要：首先是组织、驱动和协调大规模公益工程，如水利工程；其次是协调社会各阶层间家族间与个体之间那千头万绪的关系，仲裁他们之间的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社会成为了一个生存比古希腊艰难的多的拥挤社会，故困扰当时思想家们的最主要问题，不是自然的永恒奥秘，而是如何从艰难困苦中求得解脱。东方思想者始终围绕者生存问题思索，探索人生苦难的原因和解除的方法。西方人的眼光投向大自然，思考是外向的、超脱具体人生和社会考虑的，而东方人的眼光则投向自己，思考是内向的，出发点就是人生考虑和社会。哲人们即使把眼光暂时投向天边，那无非也去寻求人生和社会的答案，最终眼光还是要收回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研究的对象都是社会和人生，提出的“学说”都是做人的学问。老子是唯一一个用零言碎语谈到万物起源的古代中国人，庄子则根本没有涉及，孔孟就更不用说了。彻底缺乏形而上的好奇心。

与古希腊有点相似的是，古代中国人压根就没有宗教（道教和道家无关，是后世才出现的，本质上和其他宗教有很大不同），却根本没有什么自由思想。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拥挤的农耕社会形成的紧密严苛的人际关系、绝对君权的压制，导致中国人根本没有余裕把眼光投向大自然，去想那些形而上的问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人唯一的学问就是作人的学问。

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经过齐昀副教授的精彩讲解，各位书友能深刻理解到外向的西方文明与内向的中华文明各自的特点，详细了解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在漫长历史中发展演变的过程，理性看待当今社会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思考各种现象背后的时代原因。至此，有源书院第190次会讲活动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