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3日上午9时，有源书院第189次活动在西宁市图书馆举行。此次会讲的主讲人是刘晓林教授，会讲主题为“中年之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鲁迅”。

主讲人简介

刘晓林，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青海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及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同时，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及文学评论，著有《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高地星空与文学书写》等学术著作。曾出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九、十届“茅盾文学奖”及第十、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委。

中年，从时间维度来说，处于人之一生的中段，是一个人生理上最年富力强的时期，但从精神维度上说，也是广泛产生“中年危机”的时期，文学大家鲁迅也并非例外。刘晓林教授从“中年之困”的题目开始，对鲁迅中年时期的生活与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精彩的解读。
  学界将鲁迅的一生分为前期（1881—1917）、中期（1918—1927）与后期（1928—1936）题目中所说的“中年”指的是自然年龄，与学界通常的分期有关联也有差异。此处鲁迅的中年时期指20年代中期，即1923——1926年，此时鲁迅42-45岁。“中年危机”是普遍的心理现象，表现为对生活意义的反思和生活目标的重新审视。在大众中普遍表现出的迹象有：焦虑；对生活现状的失望、不满；日常生活的疲劳感；悲伤或抑郁；怀旧；幻想“另一种生活”等，不同境遇的人们中年危机的原因与表现各不相同，对于鲁迅来说，中年则代表着文艺理想、个人生活中接踵而来的意外与打击，这些打击对鲁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他不但不向困境低头，反而在与痛苦作斗争的过程中锤炼了自己对人生的哲思、涵养了与黑暗战斗到底的勇气。

鲁迅的“中年之困”

1920年代中期，经历了狂飙突进式的“五四”，鲁迅个人生活、职场、思想发生了诸多变化，精神呈现出既寂寞彷徨又紧张、焦灼的状态，写作也随之产生变化。其原因并不单一。刘晓林教授接续自己在159次会讲”1925年的鲁迅“中所讲述的内容，介绍了鲁迅在中年时期遭遇的种种危机。

首先是《新青年》团体的风流云散，让他不得不面对曾经共同的炽热文艺理想在逐渐冷却的现实。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写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然后是个人生活方面的种种变化：兄弟失和，让他对亲情产生怀疑，并因此对世界愈发失望；在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者朱安与灵魂伴侣许广平之间挣扎，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有爱的权力；而介入女师大风波、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与章士钊之间的官司和对三一八惨案的发声，对鲁迅这样一个不愿意涉及具体社会事件的人来说，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与他的链接，也构成了鲁迅这一时期写作的心理背景和生活背景。

这些具体的对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尤其是社会事件，激发鲁迅创作了众多杂文。面对女师大风潮，1925年5月27日，鲁迅、周作人等7人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表示坚决支持学生，并先后创作了《寡妇主义》、《“碰壁”之后》、《咬文嚼字（三）》等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在女师大推行的是“寡妇主义”教育，是迫害学生的“一广有羽翼的校长”。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二》《“死地”》和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等文。鲁迅的这些杂文虽不及小说与散文创作受学界重视，甚至鲁迅本人都不认为这是文学创作，但在鲁迅的这些面对具体社会事件而发的、具有时效性的杂文中，也有如《我之节烈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对中国的历史、文艺、国民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的文章，这些作品则具有能够跨越时代的价值。

鲁迅1923-1926年间的写作

在这个时期，鲁迅有两副笔墨：一副作为公众知识分子，体现社会担当意识，主要是杂文写作；另一副是面向自我的写作，寄寓了灵魂和情感的真实，主要是小说、散文写作。这些作品中寄寓了鲁迅的哲学思考与人生态度：

杂文：

《坟》（1923.11——1925.12，17篇）

《华盖集》（1925年，31篇）

《华盖集续编》（1926年，33篇）

小说：《彷徨》（1924.，2——1925.11，11篇）

《铸剑》（1926年10月）、《奔月》（1926年12月），后收入 《故事新编》，然后鲁迅暂停了小说创作。

散文：

《野草》（1924.9—1926.4）

《朝花夕拾》 （1926.2—1926.11）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作品中无处不显示出他对生命的深入思考：生命的沉重在于作为过程的生命实际上是走向死亡的生命。生命的流逝意味着死亡与腐朽，因而人与死亡有着一种持续不断的联系，生命无非是走向死亡的有在"(海德格尔)。然而死亡与腐朽同时也证明了生命的存在，这样就超越了死亡本身的恐惧：死亡并不等于空虚.而是意识到死亡的人的生命历程本身。由于死不再仅仅被理解为生命的终结，而且也是始终贯穿于生命流程的，因而"死亡"的意象也就是凝结了的生命的意象。

在众多作品中，刘晓林教授对《野草》情有独钟，刘教授认为，《野草》揭示的哲学是围绕着个体生命的困境及其突围展开的。

首先，是在时间的维度，揭示个体生命的困境。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必然存身于“过去一现在一未来”的历史坐标中。对现实不满便寄希望于未来，但未来的“黄金世界”(理想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影得告别》中展示了未来的不可期，便怀旧，想在“过去”寻找安慰，而怀旧将“过去"诗意化，同样虚幻。死亡也不能终结痛苦。《死后》粉碎了关于未来和过去的神话，只有正视现实，即便承受无家可归的惶惑——“彷徨于无地”，拒绝完美，否定至善至美、绝对与永恒，直面惨淡的人生，残破的现实。

要突破个体生命的困境，就是反抗绝望。1925年3月18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四》)在《过客》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在《死火》中拒绝冻灭，充满了生命力量的“不如烧完”的自我选择，都体现出了鲁迅在无处可逃的生命困境中如同战士般坚定反抗的人生态度。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于鲁迅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鲁迅来说是一个文学创作丰收、家庭与个人生活转折、学术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他积极参与思想界讨论、进行社会批判和启蒙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和成就，不仅巩固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为他后续的人生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四小时的文学与知识盛宴，让书友们受益匪浅。本次会讲，刘晓林教授通过细致入微的讲解，让各位书友深入了解了鲁迅的中年时代，书友们陶醉其中，如沐春风，鲁迅面对中年之困的哲学思考与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也给予了我们更多启迪与思考。至此，有源书院第189次会讲活动圆满成功。